“2003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约8％的增幅。”在两天前举行的常州经济论坛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乐观预测。不仅如此，“8％的增幅，亦将成为中国未来两三年里的基本经济格局”。 对2002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樊纲用了“相当好”三个字进行评价。GDP8％的增幅、贸易额16％的增速、外汇储备700亿美元的增量等等，一系列数字都有力证明了中国经济的欣欣向荣。关键还在于，2002年是转折性的一年，标志着中国经济真正地走出低谷，进入一个平缓的阶段。他分析认为，在去年政府投资没有增长的前提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了17％，规模以上经济增长了24％，分别比2001年9％和13％的增长率翻了一番，足以说明中国经济走势正发生着“质变”。 中国的增长将在平稳中得到延续。这里的安全性使其成为世界资本转移中的一个重要“避风港”、中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处于快速上升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符合潜在增长率”。因此，樊纲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中国不会有通货膨胀，通货紧缩会略有波动，但将日益趋向正常。 “当务之急，是改善制度环境！”樊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必须正视并着力解决经济发展的两大制度性障碍———政府体制和金融体制。一方面，中国在加入WTO后，虽掀起了一轮减少行政审批的浪潮，但成效却难尽如人意。他举例道，某地一外贸企业，毛利只有1000万元，却常年有70人跑政府部门的审批。“这一体制导致企业的政府成本高居不下”。因此，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应努力创造好的环境。另一方面，越来越被寄予厚望的民营企业，在现有金融体制的束缚下，却难以快速成长壮大。樊纲认为，中国缺少为地方民营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是一大体制性缺陷。中小金融机构利用当地信息，不仅将降低交易成本，也将降低信用风险。如今，国有大银行从小城市的撤退，为地方民营中小金融机构的萌发提供了绝佳机会。要打破融资“瓶颈”，还须大力发展场外交易、柜台交易等资本市场。 如何看待中国在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上的战略抉择？樊纲强调不要忽视传统产业。他认为，中国的现状决定了我们不能机械套用西方的“夕阳产业”论。我们现在是“骑在自行车上打手机”，但更需要“坐在小车里打手机”。因此，一些在西方看来已成为“夕阳”的产业，仍是我们的“朝阳产业”。“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利用后发优势大力发展传统产业，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等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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