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系列鼓励利用外资政策的激励下，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投资的乐土，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7000亿美元。自1991年起，已连续16年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首位。然而，由于过分地强调利用外资也带来了诸如外资投向不合理、质量不高、闲置了内资、影响民族产业发展、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等负效应。为抑制种种负效应的扩大，有效的手段便是调整利用外资政策。

    1、片面利用外资的不良后果需要纠正。由于对吸引外资不恰当的强调，诱使各地竞相出台地方优惠政策，引进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和大量消耗短缺资源的外资企业，出现部分行业龙头企业被外资并购情况，凡此种种造成了资源浪费，最终损害了民族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这种情况已变得不可持续。而且，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可以预期的是，基于资源、环境、安全等要素的外资政策调整取向成为必然。

    2、外商投资结构的不太合理需要引导。目前外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企业结构上都存在着不平衡。一是外资产业结构的失衡。近年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制造业一般占70%%左右；农业和服务业的比重不高。二是外资区域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过重，中西部地区过轻。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85%%都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只有15%%。三是外商投资方式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中独资企业过重，合资企业过轻。近年来，基于跨国公司技术垄断和技术保密等因素，企业独资的趋势越来越强。

    3、内外资企业待遇的不平等需要规范。出于引进外资的需要，中国出台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吸引外资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在加入WTO后，如果继续维持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将进一步扩大民族产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差距，加剧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中国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最主要的表现为税制差异，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明显低于国内民族企业。过度税收优惠容易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流失，削弱政府调控资源配置的能力。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假设税收优惠能使中国因此多吸收10%%的外资，则大约每多吸收30亿美元，需付出50亿美元的代价。因此，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呼声非常强烈。

    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变与不变

    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变与不变，是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能否继续在中国发展的关键。

    1、中国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继续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方针，积极稳妥推进涉及外商投资多项政策调整的同时，保持利用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表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并没有变。其实作为中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之一的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政策也不会变。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无不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要成功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改变，仍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加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

    2、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是一种提升性调整，并非逆转性改变。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都会采取措施，针对本国敏感产业实行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限制。尽管一些国家屡屡抱怨中国等国家对外资并购监管过严，但其政府自身却在不断提高外资收购的门槛。近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酝酿一项新举措，一旦外资收购交易被裁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相关外国企业可能面临高达数千万美元的罚款。所以，不能因为当前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对外吸引外资政策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此次利用外资政策的调整，是在对外开放战略不变之下的一种引资战术变化。

    3、外商宜调整投资策略因应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针对中国政府引资政策的提升性调整，国际资本和跨国企业也必然进入一个调整期，而只有在不断调整自己市场战略的基础上，国际资本才能在中国水土皆服。外商投资中国在坚定信心的同时，关键是要积极谋划因应策略，沿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方向寻找商机、规避风险。在投资领域上要重点进入中国鼓励外资进入的行业，如现代农业、服务业、电子信息、石化、化工、汽车等行业。在投资区域上，要拓宽视野，到中西部地区去。在投资方式上应多样化，除直接投资以外，还应以并购、参股、再投资等多种形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如果外商能够理性对待并采取适当策略因应中国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相信外资在中国依然会得到应有的升值和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