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巍：外企为何败走中国？

　　多年前的9月18日这天，我读到了南宋辛弃疾的词牌《破阵子》与《丑奴儿》，从“醉里挑灯看剑”的意境，看到“沙场秋点兵”的气魄，回想到“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岁，看到课本上有人早已在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自己也不禁握紧小拳头，“中国足球冲出亚洲就看我的了”。

　　十数年过去，中国足球依旧没冲出亚洲，阴差阳错，我却做上了财经记者。从此，开始在财经广角镜里展现宏观经济大势，报道企业得失。

　　作为财经记者，9月18日这天，我还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了关店的新闻。我说的不是因为钓鱼岛领土归属争端与在华日企的停业关店的新闻，而是家居建材用品商店家得宝在中国关店。家得宝是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从1978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开出第一家店算起，至今34年时间已经在全球建立了超过2000家门店，长期上榜财富500强企业。从2006年收购天津家世界建材超市12家门店进入中国，到如今关掉在中国的7家店，只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可以说，这家财富五百强企业的中国第一段探险经历并不能算成功。

　　除了家得宝，再想想早两年中国业务大幅后撤的谷歌和刚刚在中国大规模裁员的摩托罗拉，只能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来描述在华投资的外企“幸福的外企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外企却各有各的不幸”。

　　华尔街日报分析家得宝在中国关店时评论说：这是中国市场不习惯美国的“自己做”DIY文化。如果这个时候我把DIY文化的家得宝关店结业的事情，和中国改革开放时那句老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到一起谈论，是不是思维跨越有点大？

　　于是我试图填平这两件事之间的思维跨度。DIY的意思是“自己做”，那如果偌大的中国市场都支撑不起一个“自己做”的企业时，那么家得宝在中国实践六年之后的关店结业，就说明——中国市场不要“自己做”，要的是“给我做”。

　　在家得宝这个案例里，DIY文化背后是发达经济体高昂的人力成本，但在以人力成本低著称的中国，DIY变成了少数有探索组装欲望的人的癖好。DIY另一个不可少的是宽敞的居住环境。想想欧美创业故事里的一个个车库神话，想想在万圣节时敲开邻居们玩恶作剧糖果的镜头，再想想街边按了门铃就跑的电影桥段，发达经济体那独门独院的居住环境已经让国人艳羡不止，这对刚刚摆脱筒子楼没多久，乘着改革开放的大干快上搬进单元房的新市民来说，因为居住环境的不同，DIY所需要的敲敲打打并不适合。城市市民刚刚习惯于在超市里买日用百货，一个“建材超市”的概念则颇为超前，除了买房伊始的大件装修，日常生活需要DIY的物件极少。而在房屋装修领域，家得宝则面临着更熟悉国内市场与居住条件的多家国内企业的激烈竞争。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发达国家的企业普遍看好拥有广阔市场的中国，当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经济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企业，更需要在世界各地多元支撑自己的业务。而上述企业在中国的水土不服，足以成为前车之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个总在讲自身特色的国家，既然敢提“中国模式”，那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要花大量时间在这个国家交学费，就成了众多外企需要考虑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读过的一本书。那是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英国人提姆•克里索德（中文名叫祈立天）写出名为《中国通》的书籍（而我更喜欢这本书的港版名字《华尔街银行家跌倒在中国地图上》）。这本书讲述了一个看准了中国改革开放机会的投资者，如何在中国投资（损失）过4.18亿美元，如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遭遇过最大的成功和失败。这样一个人，他这样介绍自己如今的工作“在经历了很多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他现在在调查研究跨中国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对祈立天的经历，人们会有各自的看法，而在我看来，这就是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通过对外资败走中国的事例，人们见识到如今识尽愁滋味的外企，已经能明白在中国欲说还休的苦衷，等到他们修炼到能说出“天凉好个秋”打哈哈的境界，就意味着这些外企真正融入了中国社会。

　　我无从评判发展到那样阶段的外企是否还是一个健康的实体，想来头疼还无果，于是继续读辛弃疾《破阵子》，最后几句感慨也颇为应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真是天凉好个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