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只能耐心等待——距离新的 《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行不到四个月,这部法律的详情却少人知晓。我们了解的是，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实施条例，一切税法中的原则性规定，都将在实施条例中进一步明晰，并且得到解释。 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吗？企业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获得优惠税率，需要知道哪些项目可以在税前抵扣，企业需要根据这些信息作详细的筹划和准备，但现在，它们无从获得权威的信息，也难有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等待成了惟一可以做的事情。 “争论仍然很多”被认为是实施条例未能如期面世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理解。《企业所得税法》的修订进程充满争议和妥协，从动议到获得通过历时八年，足见其中阻力。这部法律能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年后颁布，只保留原则性条款而将具体问题搁置，留待实施条例解决，也是其最终可获通过的重要原因。 同样的，《物权法》、《反垄断法》和《破产法》等重要法律，立法者为争取时间、争取通过，在很多方面都有类似做法。 中国立法进程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博弈，这是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而且，越是关涉广泛、影响深远的法律，在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也越激烈。在保证立法的民主和效率之间，权衡是很困难的事情。 立法者自有其苦心，但以搁置争议争取时间，并将诸多具体事宜交给行政部门裁量的立法模式，容易引起争议。我们以为，立法本身既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必然触动很多利益群体，它们在立法进程中各有得失，争议不会因为法律出台就消失。可以衡量的是，如果这种调整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营造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争议也无需担心。 但在这种模式下，行政部门获得了更多的授权则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考虑的是，当我们更多地授权给行政部门时，是否会给行政权力法制化提供机会？ 中国的很多法律本身就是由行政部门起草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部门难免夹带“私货”，希望借机扩大部门权力，将部门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当法律条文采用了更多模糊性和原则性语言，进而授权行政部门进行法律条文的细化和解释时，行政部门又获得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一旦这些部门兼顾自身利益，将部门利益法制化，立法的初衷就可能出现扭曲和变形。 担心并非杞人之忧。 确有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与市场权力混淆，一些部门本身就代表了既得利益群体，在以往的立法博弈中，这些状况已经出现。如果这些部门获得了授权，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将部门利益混迹于法律之中，甚至凌驾于法律权威之上？而且，部门间的争执也同样可能使一部法律的细则久拖不决。 避免这种倾向没有更好的办法：首先是尽可能地在法律文本中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宁要琐屑，不要空疏——“原则化”立法带来的，往往是留出大块的可由行政权力自如涂抹的空白；而如果必须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细则，“第三方立法”或曰“开门立法”则无可回避，这也是将立法者和立法可能带来的利益相隔离的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