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一晃已是30年。30年来，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从“法制”到“法治”的脉络，并在理念上完成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飞跃。 第一个法警的讲述 [个人感受] 吴年喜，市中级法院机关党委书记，曾任法警、审判员、告申庭庭长、立案庭庭长等，并获市第一届“十佳法官”等称号。“1973年，公检法军管会被划为公安、法院两大块，我就是那时被调到新组建的市法院工作的，成为第一个法警。老法院的办公场所是破旧的平房，当时的机构也仅有两庭一科一室（即刑庭、民庭、秘书科、院长室），法律也极不健全，整个法院30多人，仅有5名大学生，法律专业的更少，各种案件都需要在摸索中办理。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法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院两次搬迁，建造了9层办公大楼，还有新落成启用的4700平方米的智能化科技法庭，告别了在办公室开庭审案的历史。机构增至21个，216人，其中90%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法庭从简陋的小桌方凳变成了宽敞庄严的法台法椅，书记员从耳听笔记到电脑速录，案卷电脑归档，庄严的法袍替代了肩章、大盖帽。常州法院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和气势恢弘的手笔，在全国、全省率先推出多项改革举措：如在全国率先试行法官职业化改革；在全国率先推行注射执行死刑；在全国率先试行‘债权凭证制’；在全省率先推行特邀陪审员制度等。” [数字说话] 1978年全市法院收案数仅143件，而去年，收案达到5万件。2002年以来，我市法院共审结侵犯知识产权新类型案件500余件，解决争议标的9610.98万元，且无一件被省高院改判或发回重审。1988年，常州中院增设行政审判庭，至今共受理“民告官”行政一审案件4230件，二审1002件，非诉执行案件18342件。全市法院一、二审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率不足1%，在法定正常审限内的案件审结率达99.6%以上。 一位老检察官的感受 [个人体会] 余国忠，市检察院案件监督管理处处长，曾获省“优秀公诉人”称号。1978年检察院恢复，1979年他从卫生局调到检察院。他说，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检察介入民事行政审判的法律监督，法制切入市民生活，并致力于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民事法律方面，先后制定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专利法以及婚姻法等；在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方面，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等；在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方面，制定了义务教育法、食品卫生法等；在刑事法律方面，1997年全国人大对1979年制定的刑法作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刑法典；在诉讼程序和非诉讼程序方面，制定了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我国已初步建立包括宪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和诉讼法等法律体系。截至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了430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900多个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逾9000件。 [数字说话] 全市民行检察部门共办理不立案、不提请抗诉、终止审查等息诉案件1948件；办理抗诉案件129件，法院采纳率达66％，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76件，法院采纳120件，采纳率达68％。 第一代律师的回顾 [个人体会] 徐士先，一级律师。1959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法专业，先后在中宣部和我市一中、四中工作。1980年恢复律师制度时，我市成立法律顾问处，当时只有5人，徐士先是其中之一，成为首批律师，并开始从事刑事案件辩护，特别是为未成年人辩护。1981年，律师暂行条例颁布，法院可以指定为犯罪嫌疑人请律师。有一次，他为一盗窃案犯罪嫌疑人辩护，从犯罪构成的主体、动机、目的、要件等作了全面分析，这些名词在当时还较新鲜，公诉人不知如何作答，法官只得宣布休庭。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有人甚至以他作为例子，说他的立场究竟站在哪里？居然公开为犯罪分子辩护、开脱。随着法律意识的增强，律师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公、检、法还专门请他去讲课。1982年，我市律师开始试行自收自支，1984年，律师人数已远不能满足要求，开始向社会公开招聘，第一批就有200多人报名，1985年，法律顾问处扩大，正式成立第一、第二律师事务所，每个所13到15人。1989年以后发展更快，开始有国联所、合作所等，律师也成为了终生职业。 [数字说话] 目前，全市有法律事务所62家，执业律师612名，实习律师100多名。仅去年执业律师就承接案件15676件，咨询服务16851件。10年来，全市两级法律援助中心直接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736件，接待当事人法律咨询110994人次，为困难群众及特别案件的当事人免除法律服务费用约10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