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已经到来，国际金融危机渐入尾声，但经济复苏之路起伏不定。危机潮退，曙光初现，中国经济能否迎来新一轮稳定增长？市场化之路何去何从？本刊受邀参加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学术领袖、商业精英、政府高层聚集一堂，风云论道——国际融合与博弈，社会发展与平衡，企业创新与风险 ��我们特别根据论坛嘉宾的发言编辑整理相关内容，希望以此帮助企业更好的把握2010年大势，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和增长。 金融危机后我们需要大思路，大智慧；新远见，新视野�� 嘉宾 —— 蒋正华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李金华 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荣融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黄奇帆 重庆市代市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责任论”正在成为焦点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蒋正华 最近在冰岛债务危机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又发生了迪拜和希腊的债务危机，而且这些还不是个别的特例，不少的国家都存在着类似潜在的一些隐忧。现在许多人正在热烈地讨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究竟应该往哪里去？谁将引领本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现在全球正处在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这样一个时期，中国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已经有很多年了。 15年前有所谓的中国崩溃论，10年以前有所谓中国威胁论，现在有很多人在谈着中国责任论，这种情形我觉得跟20世纪初的时候很相似，20世纪初也是世界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当时有很多人讨论20世纪经济往哪里去？20世纪哪些国家将引领世界的发展？当时讨论的热点中心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阿根廷。这两个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最后是美国上去了，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但是认清形势，科学地制定对策，坚定的付诸行动是能够成功的关键，所以现在我们也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从世界的高度来看中国的经济，从历史的深度为我们的发展定位。从战略上我们要树立雄心大志，从战术上我们要谨慎踏实地来发展我们的经济，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国企、民企不存在“谁进谁退” 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金华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的政治，在经济和社会的建设方面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进一步扶持、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民营企业的发展我认为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代新城镇、人口的城市化、增加就业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这次金融危机能够顺利地通过，能够顺利地渡过，与我们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如何为它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如何认真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这个方针？我们有13亿人口，劳动力的后备大军非常强大，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应该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头等重要问题。应该大量去鼓励创业，发展一些中小企业甚至是微型企业，这样中国的就业问题才会得以解决。 第三，如何深化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个问题是一个老课题，但是也是一个新课题。我们这次战胜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们30年的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但是下一个30年我们如何改革？改革的路子如何走？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依然离不开深化改革。 国有企业要发展，而且要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最终除了极个别的行业以外，要向混合经济体制发展，而不是高度的垄断。 第四，如何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在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有些可能现在已经看到了，有些也许在今后才能陆续的显现出来，我们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我记得过去毛主席和周总理经常讲的一句话，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要有信心，要对我们的前途充满信心。 前景不明就捂紧钱袋子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融 我认为在前景不明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捂紧钱袋子更重要。因为谁能熬到最后，他一定是胜利者。 雷曼兄弟公司高层在国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是唯一不被拯救的？有人救他们一把的话他们不至于死，但是从企业的眼光来看，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呢？作为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千万不要走到那一步，因为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是针对这一家企业那么简单。我们一个中国铁路工程公司职工20多万人，它用的农民工有180万人，他们一垮台，有180万人下岗。 这种大变革是我们基本功的大检阅，企业平时积累下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就要发挥作用了。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强化风险管理，2006年6月启动全面风险管理的指引，要求中央企业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所以效果显现出来了，没有发生美国这些大企业出现的大毛病，至今没有一个企业倒闭。所以在管理当中，基本功不能偷懒，偷懒了一定会被惩罚。第二就是讲成本。竞争的背后就是成本的竞争。从国资委成立之日起，我们对企业的经营业绩考核有四项指标，其中一项就是成本。所以在这次危机当中，应该说成效也显现了出来。当然我们还做得不够，因为我们降的余地还不够，要像王永庆先生那样，他没讲太多的道理，就是每年在成本上多降20%。中石化尽管在世界五百强排名第九位，是中国企业最好的，但是一对比差距太大了。企业必须这样，才有赢的希望。第三就是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要提高国有资产配置效率必须重组，必须调整。第四方面就是加强研发。 中国目前最应警惕滞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商业机会的出现和能否抓住商业机会同宏观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让我们能够在2009年从低谷逐步上来，甚至达到8%以上的增长速度。我认为我们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如果现在转变宏观政策，我们的商业机会实际上也就丧失了。 通货膨胀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第二种类型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第三种就是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当前我们要解决的还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再出现盲目投资，不要再出现产能过剩，不要出现信贷无限制的通胀，这都是属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政策目前还不用变，通货膨胀当然我们需要警惕，要防止，但是真正要警惕的还不是单纯的通货膨胀，我们最担心的是滞胀，通货膨胀跟失业是并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中国的特点，中国滞胀不是像国外所说的增长率降为零以下，或者增长率降到1左右，中国滞胀可能是保持中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比如说增长率到了6%，在国外这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滞胀的开始。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成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只有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重庆市代市长 黄奇帆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整个世界更多地依赖重组摆脱困境；在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阶段，更要多依赖重组的思维来抓住机遇。 重组实际上就是对各种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从哲学上讲，事物的发展无非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运动，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条件。重组就是改变条件，条件改变了，事物运行的轨迹就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条件的行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重组。其实，改革和创新就是对条件的改变，因此它们也可以视为重组。 重组的目的有哪些？我认为主要有五点： 第一是为了获得超常规发展；第二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第三是为了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第四是为了摆脱困境和危机；第五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时期、新的阶段和新的条件下，想要取得新的突破，保持竞争力，就需要用改革和创新的思维，也就是涉及重组的思维去想问题。 重组的方法有哪些？基本上有以下五种： 第一，边界调整法。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调整边界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换。朱总理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对边界条件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债务剥离等，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法。即在市场原则下，通过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利用率，取得更大收益。很多企业间的强强合作或者强弱兼并，都是调整资源配置的结果。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地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形成新的分配格局。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对内部机制体制优化。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上市、社会或者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和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规范高效运作。 在金融危机中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危中有机，危机中往往产生技术革命，会带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成果，这种技术革命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现在大家说金融危机中的技术成果，大多讲到低碳经济，讲到新能源等等，但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新技术就是信息产业的革命性发展。 由于集成电路的技术进步，一个笔记本电脑的功能比20年前的巨型机还多，众所周知，金融危机冲击的产业较多。但是对于笔记本电脑市场，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年均增长30%。据预测，2012年，世界笔记本市场将会达到3亿台以上，相对于2008年的市场将增加1.5亿台左右。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政府顺应“台式PC笔记本化，笔记本手机化”的潮流，当机立断，迅速行动，我亲自到硅谷跟惠普的总裁讨论，较好地抓住了危机中的发展机遇，2009年成功引进了惠普3600万台笔记本产业基地项目。 惠普是全球笔记本电脑最大、最重要的企业，在现有的笔记本电脑市场份额中，它约占30%，在新增的1.5亿台市场份额中，它当然想再囊括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此惠普确定在重庆搞个3600万台的笔电基地，他们自己只负责设计销售，把生产制造外包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台湾企业。这些企业到了重庆当然也不会只为惠普一家代工，他们也为其他的电脑品牌代工，这样一拖三，三拖六，最终在重庆将形成8000万台的产能。 重庆能够成功引进该项目，具有五个积极的意义。 一是有力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调整了产业结构。在未来三四年，重庆能够成功实现再造一个现有工业的梦想。2008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约为8千亿元人民币，而在惠普、富士康、广达和英业达等企业零部件加整机全面投产后，将会产生7千亿多的销售值，再加上打印机等配套就会带来8千多亿的产值，几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推动信息产业占比超过35%，有效提高了轻工业、电子工业以及高科技产品的比重，调整了重庆原有“傻大黑粗”的产业结构，推动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是西部一般比较闭塞，产业外向度不够。整个中国大陆每年25000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中西部地区只占很小的一块，重庆在2008年全部的进出口仅100亿美元左右，但是这个项目完成后进出口额就是1千亿美元，会使重庆成为西部的开放高地。 三是产业带动力大，不仅是工业发展，还会带来航空物流、铁路公路运输、贸易结算、第三产业的发展。 四是调整了重庆的劳动力就业结构。这个项目要吸纳40万人就业，主要是信息技术背景的大学生和蓝领工人。重庆几十所大专院校，包括中专职业学校，可能培训人员的结构都要调整。 五是缩小了东部和西部之间信息产业的差距，2008年1.6亿台笔记本电脑，中国大陆地区生产1亿台，基本分布在沿海，东南亚和印度生产五六千万台，未来新增的8000万台分布在重庆，重庆就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同时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基地。 为什么惠普项目就可以产生如此积极的效果？归根到底，可以认为是重组的效果。重组的思维方式、重组的模式吸引了跨国公司入驻重庆。 第一，重庆这个项目，既不是简单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也不是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资源要素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产业转移。而是在危机中，用重组的思维把握住了深化改革的机遇，用重组的手法有效调整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全球格局。 第二，在金融危机情况下，油价、物价、运价飞涨，世界变得不再平了，跨国企业竭力寻求何处加工才能降低成本。相对于沿海，重庆的物流成本是一种劣势。重庆与沿海之间的距离2000公里，来回4000公里，若采用沿海水平分工的加工贸易模式，不管重庆的要素成本多么低廉，税收政策多么的优惠，物流成本还是太大。所以，通过垂直整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整机销售企业带动零部件生产企业的进入，或者零部件生产企业延伸生产整机，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本地物流产业，这样便形成了协同效应，强化了地区的竞争优势。 第三，该项目重组了加工贸易的价值链。现阶段，中国净出口2.5万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约1.2万亿美元。但是，加工贸易过程中的设计、销售、物流和金融结算几乎都不在中国，我们只是处在“微笑曲线”的最低端，通过加工和代工的部分，赚取加工费。事实上，每一年结算中心流失的财富要比加工贸易代工的收入多得多。在引进项目时，我们考虑到这一点，就申请设加工贸易结算中心。历时三个月的讨论，重庆结算中心于2009年9月份成立，10月份正式运转，使跨国公司在整个亚太地区的1千亿美元结算额逐步放到重庆，从而引导中国大规模加工贸易结算价值财富的回归。 重组延伸产业链，加强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互动结算中心的设立，其核心作用体现在三方面：结税，引导价值财富的重新分配；结汇，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的发展；结人，引导精英人才队伍的建设。从某种角度讲，跨国公司结算中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金融中心。结算中心的成立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进而促进重庆长江上游金融中心的打造。 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重庆开创了两大先河。第一是中央支持重庆搞7平方公里的出口加工区。国家给予的这个边界条件，有力地帮助了项目的成功。第二是国家有关部门支持重庆境内企业法人开设离岸金融账户。 最后，概而言之，边界条件改变了，运动的方式和趋势就会发生变化。惠普这个案例说明了我们整个世界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价值链的结构调整，整个水平分工和垂直整合模式的调整。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这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聊天时的一个说词。它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观，也是一种方法论。重组引导我们摆脱困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金融危机以后抓住机遇，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快的发展。 中国的出路就是开拓国内市场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之后，势必改变世界的生产成本、经济结构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本身充分认识到。 打一个比方，就像火车上又增加了一个火车头，速度由原来的120公里变成300公里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号系统，我们所有司机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个火车仍然是按照100公里的速度在跑，这样的话就会出问题。具体来讲，比如我们看到全世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候，格林斯潘认为这次经济可能要萧条，所以他就放松信贷，降低利率，而事实上这一切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进入，成本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进行了世界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实验。 国内市场的潜力真的是非常大，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233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这个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金融危机？或者使下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国内的市场，也就是能够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现在的问题是，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些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第一个就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就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是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第五是人民币汇率扭曲。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开发国内市场的麻烦就可能比较大。 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行政权就大于产权，国内投资者没有办法来保护自己，没有心思开发。山西煤炭的整合，起到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概念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国外市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这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中国的政策应该正确认识到的：不按照法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这个国家，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积极性。 城乡和制度性风格是中国特色，特别是土地的流转，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转化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我们应该彻底废除城乡户口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我们的国内市场，占世界20%人口的市场才能真正有效的开发。 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区域优势的发挥，所以下一步怎么真正实现行政部门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 人民币升值应该是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能创造财富效应，使大家更多的消费，还有就是人民币升值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