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包括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国有企业，在实施IPO时，对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普遍表现出高度的热情。以银行业为例，中国建设银行引入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富登金融），中国银行引入苏格兰皇家银行牵头财团、瑞银集团、亚洲开发银行和淡马锡（亚洲金融），中国工商银行引入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公司，交通银行引入汇丰。 按照这些公司上市当初的意图，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为了用股权换机制、换管理、换技术，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的风险控制水平。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这些引入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在禁售期过后，纷纷抛售手中持有的中国企业的股票。仍以银行业为例，从2006年末到2009年末，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重，中国建设银行从19.13%减至10.95%，中国银行从9.38%减至0.2%，中国工商银行从9.5%减至4.1%。大幅度减持后，一些境外战略投资者已经与散户类似，从而也就谈不上合作，更谈不上实现当初引入时的意图了。 有人把这种抛售现象归结为全球金融危机，是这些企业为了度过难关而不得不采取的对策。果真如此吗？我们再来看看这几年美国银行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的变化情况。从2007年6月到2010年4月，摩根大通银行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从35.1%增至39.67%，美国银行从30.39%增至31.86%，富国银行从43.33%增至45.2%。当然，也有减持的，如花旗银行从34.65%减至15.99%。但其实这些银行在2008-2009年间都曾减持，此后便又稳步回升，而中国银行业却是持续减至，如2009年6月，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比重分别为16.6%、1.41%和5.1%，均比上述的2009年末要高，可见减持倾向是非常明显的。很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是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的主要原因。 其实，境外战略投资者纷纷加入中国垄断国有企业，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是看中了这些企业的垄断性质，因为垄断会直接带来IPO后的股价大幅上升，股价上升则会带来相当可观的溢价收入，此时的“战略投资者”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战略投资者本来应具有的合作性，而演变为投机性，战略投资者变成了投机者。 战略投资者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其与一般机构投资者的不同就在于稳定的股权关系，换言之，战略投资者属于安定股东。由于战略投资者拥有稳定的股权关系，要避免可能发生的风险，他们就必须关注和参与所持股公司的治理，参与治理是战略投资者的基本特点。这种参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参与，如向持股公司派出董事；二是间接参与，如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公司治理评价。营利性组织更多地偏重于直接参与，而非营利性组织则更多地偏重于间接参与，但间接参与呈逐步流行趋势。如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会（CalPERS），这是一家美国乃至全球最有影响的机构投资者之一。CalPERS每年的公司治理评价项目都要排列出10大最差绩效公司，这一排序对这些公司提高治理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刺激战略投资者参与治理，还需要其他条件，例如，持股比例不能太低，太低则只能成为消极投资者；要有一定的持股期间，以保持稳定的股权关系。对此，在引入战略投资者时，必须通过契约予以充分的约定。没有充分约定的境外投资者很可能成为投机者，甚至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制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