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辩证地认识外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 从近期看，我们必须稳定外商投资，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从长远看，我们又必须下决心调整外资结构，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009年的全国吸收外资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对外资政策做一些局部的调整是可以的，但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却不应该改变，即仍然应该把提高外资水平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不是从短期利益来考虑国家的外资政策，制订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外资的结构调整，而不应该是延误结构调整，甚至走回头路，更不应该为解决一个问题而造成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吸收外资年均增长20%，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至2008年底，现存运营的外资企业达29万家，创造了中国30%的工业产值，21%的税收，55%的进出口，特别是高新技术出口占80%，从1993年起，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去年10月，中国吸收外资开始出现下滑局面，2009年1~7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84亿美元，同比下降20.4%。吸收外资连续10个月负增长，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导致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意愿下降。同时，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导致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下降，中国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其实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今年或者明年我国吸收外资的增长趋势，而在于吸收外资与我国更长期的经济增长，在于我们对内部的根本矛盾和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关于我国外资增长速度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定下心来很好地思考，至少需要理清以下三个要点： 过分地、盲目地强调吸收外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利用外资可以说已经实现了最初的既定目标，即利用境外资金和海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加速经济增长。因此，我们首先应对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1090年代以后，我国吸收外资的高增长率给予科学评价。 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有以下几个客观的支撑条件： 一是我国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这对于吸收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起了关键作用；二是我国市场广阔，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消费水平低，但市场层次多、消费人口基数大，并且原来的市场开发水平远远不够，所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余地，极大地吸引了有当地市场取向的外商投资；三是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多积极的效应，对国际上的优质资本产生了一定吸引力；四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较长增长期，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几乎都处于增长期，经济繁荣、公司利润增加，提高了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能力。 外商投资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外资经济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招商引资是各级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年复一年，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一些地方的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当地企业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渐被削弱，渐渐失去了研发的兴趣。而与此同时，外资在多个领域深入中国市场，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市场控制力。 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无疑需要以一定的外资进入量为基础，需要有一个总量的积累和扩张过程，如果外商实际投资额明显下降，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与水平，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增长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光有质没有量，也不会对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目前由于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份额较大，制造业和外向型外资减少，将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减少，继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所以外商投资下降趋势长期化或幅度过大，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产生一定影响。 但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当前吸收外资仍然面临一些有利条件和优势： 一是总体而言，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配套体系、市场份额、劳动力素质等综合优势仍然存在；二是30年对外开放，奠定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因此，后危机时代，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具有地区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如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仍将表现出良好的投资前景；三是未来几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虽然流动将会减少，但还将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长期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思考我国吸收外资当前的和潜在的增长率，还必须考虑国外和国内两方面的不利因素，最突出的就是金融危机使跨国企业投资乏力，而从自身来讲，在投资产业选择方面，我们也缺乏亮点。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会影响跨国投资的流向。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发达国家国内政策的调整，日益成为影响跨国投资规模的主要力量。在这一轮金融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较长期的修复、调整和改革时期。美国经济将经历较长时间的低速增长，欧盟经济比美国恢复的难度会更大。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原有的格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不可能从方向上将其改变），但可能会有一定调整。今后几年，全球经济只能缓慢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不断增加储蓄，对外直接投资会有所减少。同时为了弥补企业资本损失，发达国家资本将大量回归。虽然美欧日政府应对危机政策的有效性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其经济将经历较长时间的低速增长，至少在三年内，恢复的可能性较小，企业对外投资的意愿将受到影响。 从国内来看，随着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的强化，以及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过去依靠低成本优势支撑外商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将不会再出现。同时，随着投资过度扩张，不少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和消费放缓，也影响了中国市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一些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了欧美大中型外国投资者的进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吸收外资在2010年期间，依然会非常艰难，很难设想外资规模未来还能够像以往那样，继续高速增长。事实上，基数越大，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绝对量就越多，增长的难度就越大。鉴于中国市场的相对有限性，潜在的增长率逐步下降，也是正常的。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过多地追求外资增长率，对此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 外商投资质量和增长效率是不是最优化？ 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外商投资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避免将吸收外资的目的和手段本末倒置。 外资增长、出口规模等指标，并不是“硬通货”，它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加强及国民财富的增加，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增长与发展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过分追求外资增长也是片面的，应该以增长为基础，进行内涵和外延的扩展，追求全面而均衡的增长、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提高开放水平等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与吸收外资较快增长相联系，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是相辅相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总体上是一种数量扩张型引资战略，鼓励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企业的外资政策，贯穿于整个1990年代，为了引进外资，中国政府对外向型外资生产企业提供用地、税收和融资方面的优惠。因此，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对外资增长速度十分关注，不少省份都是指标层层往下压，到地方就演变成无序竞争，拼土地价格、拼优惠政策，引进外资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的资源，竭泽而渔，导致急功近利的“发展主义”。新的外资增长观一定要转变把外资增长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观念，要充分考虑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发展差异，根据实际条件，确定战略重点，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 在把握外资增长和经济发展内在关系方面，需要诟病的另一种极端化倾向，就是用不切实际的行政措施，强制推动外商投资转型升级。 近年来，对产业升级的呼吁，使不少人产生焦虑感，对外商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不同程度的轻视心理，一些地方无视当地整体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高层次、技术密集型产业，频频出台政策，调整范围广，时机急，对外资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很大。各地都在引进知名跨国公司上搞竞争，无形中增加了合作成本。不断出台的调控政策、不断改变的市场规则、不断变化的市场预期，必然迫使外商不断改变自己，以适应政策引导的市场外部生存环境。事实上，政府干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相反，是形成问题的原因。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以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市场选择过程，而不完全是政策选择过程。 辩证地认识外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 从近期看，我们必须稳定外商投资，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从长远看，我们又必须下决心调整外资结构，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2009年的全国吸收外资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对外资政策做一些局部的调整是可以的，但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却不应该改变，即仍然应该把提高外资水平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而不是从短期利益来考虑国家的外资政策，制订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外资的结构调整，而不应该是延误结构调整，甚至走回头路，更不应该为解决一个问题而造成另一个更大的问题。 如何引导外资经济走在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上的前列？ 那么，当前对于外商投资，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 外资增长10%或20%，总量上看不出多大问题，很难判断这样的速度是好是坏，一定要对10%或20%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加以分析，比较含义才更为丰富，也更有价值。 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外商产业结构，第二个问题就是地区平衡，第三个问题是外商投资的来源构成。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关注外资增长主要应当注重产业结构升级、欧美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外资的进入、如何为中西部扩大吸引外资创造条件，使外商投资成为我国工业现代化方向的榜样力量，而非一味简单的追求“百分之几”的增长率。 实现外商投资规模和效益的统一，两个核心改革是必须的： 一是用全球一体的眼光，制定我国吸收外资的战略。 对吸收外资而言，政府最大的责任是制定和实施一个定位准确、目标明确、方向正确的发展战略。本次金融危机后，很多人意识到了外向型部门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全球市场对我们的重要性。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外向型部门由于其劳动生产率高、容纳劳动力能力强、经济效益优于其他部门等因素，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质量增长为目标，而以数量增长为取向的吸收外资路径，显然与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的，克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确立一个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清晰、明确、使大家能够掌握和认同的吸收外资战略，这是国家现实发展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新的吸收外资战略应凸显三个特点：视野更宽，用全球一体的眼光；重点更突出，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更加注重地区平衡、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产业范围更广、层次更高。 二是提升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竞争力。 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培育危机后引领全球经济的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技术、节能环保等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将日益向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方向发展，这种趋势将增强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技术和知识含量，国际资本对投资软环境的选择性将日益加强。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要吸引外资，仅有大市场或廉价生产要素是不够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透明的法律体系、优秀的科技人才等因素，更显重要。 外部环境是我们控制不了、也稳定不了的一个变量，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在外部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的情况下，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振投资者的信心。随着我国引资目标、引资行为、以及引资方式发生战略性调整，我们有必要对新时期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进行重新评估。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新近发布了“2010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在183个经济体中，中国排名89位，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目前在工作中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包括： ———健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 制度体系其实就是游戏规则及其运作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已有的研究认为，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在投资流量难以有大的增长的情况下，中国如果要继续保持引资优势，在制度层面建设上领先于其他新兴国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制度安排和运作机制。 ———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关键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滞后。目前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部门活动主体单一，竞争度也非常不够。国际投资领域并不排斥产业保护，但如果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自由竞争能力，而是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则会扭曲竞争秩序，损害国民福利。 ———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和外资管理体制。 对一个已经发展了30年的模式而言，转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因此，这种调整将会是长期的和非常艰难的，但并非是不可行的。在外资管理体制方面，目前外商投资进入后的国民待遇，已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今后重点在于外资准入前环节的审批。目前我国对外商投资仍实行全面的审批制，在企业登记注册以前，要经过发改委（项目核准）、商务部（合同章程审批）、以及其他部门（如环保、土地和某些行业主管部门）等多个环节。 审批权设定的越多，市场准入的壁垒就越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多数国家对公司的设立采取准则主义，即除特殊行业经营外，采取申请注册办法。行政审批制度，即准许主义，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规制经济的主要手段。所以，有必要改变目前对于外商投资的审批管理办法。只对特定领域、特定项目的外商投资从保护公众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证公平市场竞争等角度，进行准入前的审批，避免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干预。 |